但被告未对原告进行释明而直接审查公告行为，存在不当。
权利、国家义务、国家权力三者的关系是：‘权利的需要决定国家义务并进一步决定国家权力。（三）自然资源多元价值的实现需要差异化的法律机制 1.自然资源财产价值的法律实现机制 自然资源的财产价值主要通过自然资源产品的生产、交换、消费得到实现。
详见刘文华、张雪楳：《论产业法的地位》，《法学论坛》2001年第6期，第10-17页。比如，《矿产资源法》3条第1款在重申了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之后，在第2款专门规定国家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通过这种方法，每个人就知道什么是自己可以安全占有的。（一）自然资源的价值多元性在自然资源立法中得到了逐步体现 作为法律概念的自然资源，因其中心语为资源，所以其经济价值与财产属性不容置疑。参见程雪阳：《中国宪法上国家所有的规范含义》，《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第105-126页。
[2]比如程雪阳以土地为切入，对宪法上国家所有的来源进行了系统考证与分析。[36] 袁立：《公民基本权利视角下国家义务的边界》，《现代法学》2011年第1期，第33页。类似的案件还如张来天与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公安行政管理-道路交通管理案。
本案法院认为：《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第123号令）第三条第二款规定：‘车辆管理所办理机动车驾驶证业务，应当依法受理申请人的申请，审核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一审判决遗漏表述本案的管辖与法律适用问题，在此指正。法院对这类瑕疵予以指正的案例比较多。[78]这些案件所确认的违法情形与前述对行为方式不符合要求的指正所面对的程序问题具有一定相似性。
53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4）丰行初字第73号行政判决书。依据程序之间的关联性，程序可分两个层次，一是基本程序，二是基本程序的辅助性程序或程序组成要素。
但复议机关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不妥，本院予以指正。29 类似的案例还如王志峰与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行政受理案。如果仅就合法性进行审查，而程序法缺失，就等于无的放矢。[87]这个案件更是从指导案例的高度标志性地宣示了我国法院所坚持的程序本位主义立场。
被指正的行政行为不是没有说明理由，只是说明理由不完全符合要求。总体上，按属性和严重程度，程序问题可分为违法、不合理和其他瑕疵三类。在泉州煜德铸造有限公司诉南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案[44]中，被告收到第三人工伤认定申请后，仅向申请人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却未向原告（用工单位）送达。不过，这里的不合理仅指一般不合理，如果程序裁量不合理达到滥用职权或者明显不当的程度，如前所述，则应划入程序违法的范畴。
指正作为司法机关解决行政行为程序瑕疵的一种方法，仅于裁判理由中指出程序瑕疵之所在，但不否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对行政行为效力也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但是，本案原告对于行政机关越殂代疱地选择行为没有异议。
下面，围绕绪论部分提出的几个基本问题，在考查上述裁判文书（主要是近三年法院制作的裁判文书）的基础上，逐一揭示法院指正行政行为的瑕疵类型、特点和理由等，从而对行政行为的指正作一个理论上的梳理、分析和评判。相对于实体法而言，法律程序只是工具性的，它除了作为实现实体法的手段而有价值外，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
后者还如黄岳与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区分局行政处罚案。8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榕行终字第370号行政判决书。反之，法院应当在判决中认定行政行为已构成程序违法，依法判决维持或者驳回诉讼请求，但法院可以通过司法建议给行政机关必要的警示。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3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22页以下。在这种情形下，法院认为：鉴于原告对货币补偿方式并无异议，故本院在此对被告予以指正。如果行政机关在可以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信息的情况下，通过安排申请人查阅相关资料的方式提供相关信息，等于将自己的法定义务转嫁给了申请人，是与法律相悖的。
其表现形态主要有书写错误、计算错误、逻辑错误、语法错误等。婺城区政府在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时未给予原告房屋产权调换的选择方式，明显与上述规定不符。
可以肯定地说，指正作为一种矫正或救济方法，在我国法律、法规、规章中不曾有过规定，在我国法学领域未曾有过研究，完全是我国人民法官的发明创造。国家发改委以电话联系的方式向中国铁路总公司征求意见，不符合上述规定。
最后登录检索日期：2016年8月25日。[8]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三点：第一，指正不仅在行政裁判文书中应用，在民事和刑事裁判文书同样应用，只不过在行政裁判文书中应用的比例较高。
69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5）深南法行初字第142号行政判决书。行政行为违反了法定的基本程序应属于违法，这没有问题。但决定书将原告住宅的位置（位于机场路以北C地块）误认为在机场路以北A地块内。[29]在项葱妹与临海市人民政府行政确认案[30]中，原告于1991年将其1951年建的住宅房转让给杜桥镇。
自上个世纪中期以来，诸多西方法治先进国家和地区已经通过立法或判例确立了对不同违法情形采取不同处理方法的多元矫正制度。然而，把握这个问题却非易事，尤其在未影响当事人权益的轻微程序违法与程序不合理以及其它程序瑕疵之间。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4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页以下。法院指出，被告的行为不完全符合法律要求，但鉴于该问题并未侵害原告合法权益，予以指正。
行政方面的案件如田顺英与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2010年与2011年，有所增加，分别为16个和18个。
法院认为，这仍属工作中的瑕疵，在此予以指正。将引用法律条文不具体、不完整的行政行为确认为程序违法甚至撤销的案例，没有在行政诉讼法修订后的判决文书中找到，但此前的案例则不少。法律在这里规定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申请人的知情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信息，是行政机关的一种法定义务。再如，对理由说明不完备的指正。
当某种程序价值或者程序权益与其他法律价值或者法律权益相冲突时，根据个案情况加以权衡并对其加以限制也是必要的。类似的案例还如安徽省友谊外事旅游有限公司与颍上县公路运输管理所处罚上诉案。
修订前后的行政诉讼法均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3 补正制度最早规定于《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164条。
例如，在孙贤良与镇江市公安局新区分局行政处罚案[61]中，被告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给原告后，发现处罚决定书中有一些文字错误，在没有收回已经送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情形下，将留存的行政处罚书中的文字错误做了修改，并作为正本留存。除上述观点，有的还立足于程序的价值及其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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